抽大烟怎么就成了中国名人的代名词

过去伶界有句话叫“不抽大烟,不过一千”,就是说一个名角儿要是不抽大烟,家里没有烟榻烟具,说明角儿还不够有名,生活品位还不够高,别人就不会开出超过一千块的价钱。抽大烟俨然成了名角的标配。

293ef5250c7141e1a0575a1bb8c24719星吸毒屡现,公众颇为震惊,要翻翻近代史,会发现这是演艺圈的“光荣传统”,伶人吸毒(抽鸦片)那是家常便饭,难怪有人说,“一部演员史就是半部鸦片史”。

晚清民国最亮瞎人眼的伶人非京剧伶人莫属。京剧原是地方戏曲,漂进京城,经一代代大师的努力,日趋成熟并繁荣兴盛,成为晚清民国非常时兴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,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门类相比,处于绝对优势,出现了“四大须生”、“四大名旦”,“四小名旦”等名角。

与此一并时兴的另一件事是吸鸦片,上至仕宦文人,下至引车卖浆者,都有抽大烟的。京剧伶人抽大烟更是普遍,几乎都好这一口,已成梨园陋习。老一辈的如程长庚、徐小香、张二奎、余三胜、谭鑫培、汪笑侬等都是老烟枪,晚辈一点的如裘桂仙、谭小培、杨小楼、余叔岩、高庆奎等也是瘾君子,更晚的如张春彦、马连良、孙毓堃、谭富英、高盛麟、裘盛荣等,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。

那些抽鸦片的名伶

徐穆云先生在《梨园外纪》中说,梨园名伶中烟瘾最大者是汪笑侬,每天要抽烟膏二两,他每天起床前,形同死人,姨太太口含大烟,对着他的脸喷烟若干口,才能“活”过来,稍作蠕动,然后灌他喝些参汤,再把烧好的烟枪杵进其嘴里,汪闭着眼抽十数口后,才能慢慢睁眼讲话,穿衣下床。洗漱完之后,又躺下点烟,这叫正式开抽,抽上十来筒,才吃早点。这起床的工夫就得花一个多小时,各戏园都知道他这毛病,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,都要先给他的姨太太一些钱,唯恐其不愿尽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点到后台来。

谭鑫培是个文武昆乱不挡,做念唱白俱佳的大师,抽大烟也堪称“大师”,不吃不喝都可以,不让抽鸦片不行。当时清廷雷厉风行地禁吸鸦片,王公贵族都不敢顶风而上,谭老板也不敢明着抽了,可是不抽之后,整个人就散了架似的没了精气神,哪里还唱得了戏。

偏偏慈禧太后是个戏迷,《清朝秘史》讲到,端阳佳节,太后高兴,赐宴颐和园,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唱戏,一时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,只有谭鑫培未到。民政部尚书、肃亲王善耆亲自前往谭府探究原因,谭鑫培道出苦衷:“现在明诏禁烟,王爷们都在戒烟,我是有瘾的人,不吸足乌烟,再不能够唱戏。”善耆回奏太后,太后笑道:“我当是什么?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,那又碍什么,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,只要他戏唱得好,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!”善耆告知谭鑫培,谭老板大喜过望。从此后烟禁虽严,谭鑫培“奉旨吸烟”,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。为了自己一点偏好,将国法当儿戏,这禁烟注定是失败的。

跟谭鑫培学艺的余叔岩同时把抽大烟学会了,据张伯驹先生《红毹纪梦诗注》记录,梅兰芳曾出演于美、苏、日,得博士学位。程艳秋出演于法国。有人问叔岩何不也去外国出演?叔岩曰:“吾国乃中华大国,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装,未免少失国体。美、法、日、苏吾不再去,唯印度可商量耳。”人问为何愿去印度,叔岩曰:“印度有大土,我可过瘾也。”原来人家不去西方是怕没有鸦片可抽,说得倒是直爽。

如果说谭鑫培“奉旨吸烟”是一件“显荣”的事,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鸦片而“奉旨唱戏”则被时人视为耻辱。

章诒和先生在《伶人往事》里记载了此事。1942年,伪“满洲国”成立十周年,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。开出的条件,除了包银,还有烟土。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,马连良为此而动心,也为此而前往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,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。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,1947年才脱了干系。人出来了,家却负了债。

要说当时马连良并不缺钱,就在此前不久,他出手阔绰买下北京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府,轰动北平。但是,作为一个瘾君子,他还是被伪满洲国开出的烟土吸引了。后来,京剧界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,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《龙凤呈祥》,这江湖规则和朋友义气,给了马连良以慰藉,但“汉奸罪”还是使他后半辈子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,也因之吃尽了苦头。

抽大烟是身价的象征

晚清民国伶人吸毒之事实是不胜枚举,跟现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压,寻找灵感的借口一样,伶人吸毒据说也是为了提神解压。唱戏体力消耗极大,在台上一唱几个小时,又要保证质量维护品牌,求得更多掌声口碑和一生富贵,必须拼尽全身力气,丝毫不敢懈怠,而抽大烟确实有刺激提神的作用,只是药力一过,人就瘫软如泥了。

不过在我看来,伶人吸毒主要还是因为来钱快抽得起。清末民国人们爱听戏,市场火爆,伶人挣钱相当容易,名伶更是如现在之明星,挣钱速度让人望尘莫及。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,汪桂芬、谭鑫培这些名角,“声价绝高”。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,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,一出戏价钱约五十两银子,连唱两出就是一百两,而当时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(不计养廉银),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顶一品大员一年的“工资”,足以羡煞王公大臣。

到了民国仍然如此,据当时《京报》报道显示:戏班子收入相当高,别说名角儿,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,一个月包银就有一万块。就是二三流的角色,唱一出也有十块二十块,而当时北平政府的一个科员一个月也不过三十块上下,教授、部长月薪三五百元已经是非常之高了,跟名伶相比,乃小巫见大巫。对于日进斗金的大腕来说,即便鸦片再贵,别人抽不起,他们也抽得起。

而且,抽大烟还是一种身份、身价的象征,伶界有句话叫“不抽大烟,不过一千”,就是说一个名角儿要是不抽大烟,家里没有烟榻烟具,说明角儿还不够有名,生活品位还不够高,别人就不会开出超过一千块的价钱。抽大烟俨然成了名角的标配,即便自己不抽,也要摆个谱给外人看,标榜自己是名角,能挣钱,抽得起。

伶界新人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之下,有样学样。徐穆云先生说,当时师傅教徒弟,经常是在烟床上进行:“盖烟榻譬之课堂,烟盘犹如黑板,烟签权做教鞭,烟枪可当刀枪靶子或马鞭等实用,又口中念锣鼓时,烟签击于烟盘上,亦可代表鼓板。”那是派头十足,舒服至极的。譬如余叔岩拜谭鑫培为师,谭鑫培就是侧身依靠在烟榻之上,用一只大烟枪给余叔岩指点。如此耳濡目染,徒弟有钱了不仿效师傅抽大烟,难;有巨大社会示范作用的名伶吞云吐雾,视之为时髦,其他阶层不竞相效尤,亦难。

一些名伶毒瘾实在太深,1949年后也戒不掉,只好网开一面,特许他们吸食,伶人与毒品的关系就有这么“深厚”,对社会的影响也如此“深厚”,说伶人圈是个大毒圈,实非诽谤冤枉之词,要求他们以身作则,禁吸毒品,也是正当之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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